• 杨潇_文 | 载《思想者》2009年第2期

美国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系教授吴琦幸说，以洛杉矶为例，就有很多香港商人所开的古董店，而据他了解，店中所卖真品，很少是早年进入美国的，而多是近年由香港转移出去。

有人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走， 90 年代开始跑”。“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只可能是集装箱出去的嘛。”

显然是太紧张了。 他用几乎是在颤抖的手，把一块三连扣的玉佩用白色的手纸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旧塑料饭盒里，然后又打开饭盒，取出这白色的一团，一圈一圈地打开，反复了两次。

头两个故事

1990 年，作为试点古玩市场的潘家园开张，并很快成为全国文物市场的风向标。“那是潘家园的头两个故事，”资深记者吴树说，他曾经花了 5 年时间调查文物市场，写出《谁在收藏中国》一书，“第一个故事是，卖家告诉你，这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宝贝；第二个故事是，卖家说，这是某某墓里出土的宝贝 ⋯⋯ ”

据吴树调查，潘家园的“古玩”有四种来源，一是散落在民间的文物，由文物贩子走街串乡搜罗而来；二是家传或者是市场上倒腾的旧物；三是盗墓；四是古代有名的老窑址现在仿古做旧生产的工艺品。第一个故事在数年前就已经式微，第二个故事仍在继续，在两个熟客之间，本刊记者听到如下对话：

“忙吧？”

“明儿就开工了。”

“现在得到五环外了吧？”

“嗨，就在三环！”

“开工”即“开挖”，有报道说，近几十年中国被盗的古墓有 20 万个左右， 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超过 90% 。出土的文物通常以较低的价格流向陕西、甘肃等二级市场，有路子的则直接流向京沪穗等三级市场——同样的文物，在这里的价 格要高出二级市场数倍乃至数十倍。

在一位老藏家的印象里，潘家园市场在 2003 年之前“还有不少精品”，但现在“走一圈看不到几个旧的”。吴树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里说，潘家园里到清代的真品也许只有 5% ，“那还是给面子，”他告诉记者，“估计也就是 1% ，其余都是假的。”

曾经有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在潘家园购得陶罐一只，后被同行认定是不久前在河南被盗的北魏大墓陪葬品，相当珍贵。中国的文博单位极少在地摊上收购文物，这次却迅速展开抢救性收购，国家出手，也惊动了民间收藏家。一时间，潘家园兴起抢购北魏陶俑的热潮。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向来见风涨价的文物市场，此番却波澜不惊，陶俑越卖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 ⋯⋯ 后来国家停止收购，请警方配合调查，才发现最近涌入北京的陶俑都由洛阳北邙山一村民在土窑里烧出来的。

大量仿制的背后是巨量需求。上世纪 80 年代末，有关方面对文物的认识曾在“开发利用”与“保护第一”之间摇摆，后虽确立了保护为主的原则，但随着民间文物市场的放开和 1994 年“中国第一拍”开启的财富神话，藏家开始大量涌现，据中国收藏家协会 2006 年的统计，中国已有 7000 万收藏大军。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记得当年的“鬼谷子下山”， 2005 年 7 月，佳士得公司曾在伦敦拍卖一只产自景德镇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鬼谷子是军事家孙子的师父，图罐所绘即是他被请下山，以解燕国被强兵所围之困的故事。这只从数月前就开始巡展，据说全世界仅存 7 件的元青花，最后拍出了折合 2.3 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刷新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纪录。

有人估计，“鬼谷子下山”让中国的收藏大军长了至少 3 成。吴树记得，当年年底，各路人马云集内蒙古四子王旗，疯抢各种“元青花”，到最后连赝品都供不应求，不少人掘地三尺，把荒地翻个底朝天，而在北京的古玩市场，连刚入门的新手，都敢血拼“元青花”，一位教师不惜用一套房子去换取一个元青花小罐。国内的拍卖公司自然相机而动，轮番上拍元青花，仿佛没有元青花，就不叫拍卖会。

出海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流失发生在清末民初，据统计，这一时期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 1000 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 100 余万件。

这一浩劫之后，中国文物又经历三次“流失浪潮”，一次是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多受过相关的教育，对明、清以上的古董都加以保护，然后再集中起来用轮船运往日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大量日本军官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市，就带去了很多的中国文物。

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前，文物专家潘深亮曾对媒体回忆，“那时，以国家文物商店为经营单位，政策规定乾隆以前不能出口，可乾隆以后却允许大量出口，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时代的真文物，因鉴定失误，被当成仿制品卖了。”

最近的一次，则属 1980 年以后的走私潮，并由此形成了以港澳为跳板，从内地到欧美的中国文物走私链条。

有人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走， 90 年代开始跑”。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原站长许勇翔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政府部门都经商，出去的集装箱基本免检，所以集装箱走私比较严重，“后来我们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这些不可能携带的东西，只可能是集装箱出去的嘛。”

吴树曾经在采访中翻阅海关总署的记录，一般来说海关物品的抽检比例为 5% ，这么低的抽检率，“有的海关一天居然可以查出上千件走私文物，那么你可想象一下没有被抽检出来顺利出去的数量。”

美国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系教授吴琦幸说，以洛杉矶为例，就有很多香港商人所开的古董店，而据他了解，店中所卖真品，很少是早年进入美国的，而多是近年由香港转移出去。“不但藏家买，主流社会的博物馆也会来买，他们有所谓‘博物馆之友'（本地提供赞助的富商等）支持。”

官员的无奈

“总的来说，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 ”在不出意料的开场白后，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开始抱怨文博行业处境的艰难。

“全行业不到 7 万人，”他对记者说，“全国有 40 万处不可移动文物， 2000 万件可移动文物，以全国 14 个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来说，财政上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每年 200 万— 300 万元中央拨款基本上是杯水车薪。”

他举例说，每年文物进出境量是 40 万件，还有大量仿制品，“这就让工程量翻倍”。由于每张文物许可证都要附照片，还有记录单、出境许可证等，实际上，“这一点钱连这些基本耗材都不够。”他苦笑。

令这位官员记忆最深的是他对某个管理处的考察，“这个站因为没钱，买不起车，打了出租车来接我们，站里的工作人员都只能自己去坐公交车。”

“站里缺乏合理的梯队建设，就靠老专家在撑着，有些老同志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编制 ⋯⋯ 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一件东西看走了眼，它就出去了啊！”

许勇翔在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工作的经验是，（文物可能流失的）口子太多了，快件邮包、个人旅客、货物处境 ⋯⋯ 海关方面缺乏专业人员，文物部门和海关缺乏进一步的合作，“而且，海关岗位经常调动，我们刚跟一位熟了，他就调走了。”事实上，“两层皮”的管理现状（有通关权力的人不懂，懂的人没有通关权力）为人诟病已久，但改善起来却相当不易。

许勇翔举了一个听上去令人讶异的小例子。他在上海站工作时，有时会接到海关人员的电话，一般是遇到了疑似的文物需要专家协助判断，“我到浦东机场要花一个多小时，飞机也不会等人，通常的情况是，东西留下来，人却走了。”

为此他曾力主建立出入境现场的电视电话系统，但未能如愿——这部分反映了中国文物部门的尴尬地位。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曾向媒体披露，北京 T3 航站楼、北京南站等大型工程建设破坏了地下文物，从 2005 年到 2008 年，北京建设项目的总和大约是 3 万项，文物部门参与考古勘测的仅为 237 项。这其中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北京地铁 4 号线圆明园站，发现清代御路仍继续施工，但是由于御路过于坚硬，一直没办法完全铲除，这才找到了文物局，而 100 多米长的御路已遭破坏。

以爱国之名

近几年来，潘家园开始流传起第三个故事，卖家会说：这宝贝是“海外回流”的。嘉德拍卖的一位负责人说， 2003 年起，通过拍卖回流的文物明显增多。而前述国家文物局官员称，单北京一地，“临时进境”的文物一年就超过 1 万件，而这些文物（主要通过拍卖） 80% 最后都留在了中国。

“海外回流”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奇迹”，一位业者说，现在中国国内明清古画的价格已经超过海外，所以这些文物自然要从纽约伦敦往北京上海走。但国内一家拍卖公司的副总提醒，在商言商，不必为拍卖上的回流附加太多爱国的色彩。

吴琦幸记得，几年前，还曾有一个收藏家团体打着让文物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旗号，在上海办过一个规模不小的拍卖会，所拍之物不但普通，甚至还有一些是根本无法列入收藏档次的伪劣品。

在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中，除了蔡铭超、王定乾这个台湾人的名字也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作为蔡铭超的好友，他最早向媒体渐次透露了“神秘买家”的身份（从亚洲人到华人再到内地人），又向众媒体发来致佳士得拍卖行的声明，建议佳士得撤销关于兽首的交易，同时放弃对蔡铭超的任何法律追诉权，而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他更是高声呼吁佳士得，“不要用文物挣中国人的钱！”

王是台湾著名藏家、寒舍集团董事长，他对内地专家及媒体提出的“兽首不值钱论”嗤之以鼻，“我们中国的艺术品在外国人心目中地位本来就很高的，而且随着中国的强大 ⋯⋯ ”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说兽首不值钱的人，第一，你看过这两样东西吗？第二，你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品到底有没有研究过？”

王显然是见过兽首的， 1980 年代末，正是寒舍集团花了大约 100 万美元从海外购得猴、虎、马、牛 4 个兽首，在 1989 年底举办特展后，寒舍集团又将其悉数卖出， 10 年以后的 2000 年，它们中间的 3 个，出现在香港的拍卖场上，被保利集团“高价抢回”。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当时代表保利集团“抢回”文物的顾问易苏昊，曾经公开批评台湾买家“只看钱”，所指的即是王定乾在双方打过招呼后仍参与竞投六角套瓶，令北京文物公司多花了 900 万元。

至于那 3 个兽首，如何从寒舍流向香港的拍卖场？当王定乾被问起这段往事时，他说，这是行规，是商业上的秘密，在一再追问下，他说，我们都是卖给了台湾人，至于它们后来怎么去了香港，“我怎么会知道？”

（原文刊载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