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夫•代尔（Geoff Dyer） _文 | 载《思想者》2009年第1期

维克托·雨果曾写道，“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一提起埃尔金伯爵（ Earls of Elgin ），人们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声名狼藉、挂着这个头衔的人物——曾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第七世埃尔金伯爵， 1801 年，他从雅典帕特农神庙运走了一些大理石雕塑，这些雕塑目前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

他的儿子没那么有名，但他也犯下了在许多人看来属于破坏文化的恶劣行径。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位第八世埃尔金伯爵命令法国、英国和旁遮普士兵毁掉了北京的圆明园。 发端于埃尔金爵士们的文化战仍在激烈进行着。希腊继续进行游说，希望这些大理石雕塑能够重归雅典。而在中国，许多人对两尊兽首青铜像的拍卖义愤填膺，这两尊铜像显然是在圆明园被焚毁之前从这里被掠走的。作为已故的伊夫·圣罗兰（ Yves Saint Laurent ）藏品的一部分，这两尊铜像上月在巴黎拍卖。它们成为了中国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塑。 在蔡铭超身上，中国现在看到了梅利纳·默尔库里（ Melina Mercouri ）的影子，这位声音沙哑的已故女演员曾担任希腊文化部长，她曾在希腊发起运动，要求英国归还这些大理石雕塑。作为一位收藏家和拍卖商，蔡铭超在北京宣布，他以 3150 万欧元（合 4000 万美元）的价格成功拍得这两尊青铜像，但拒绝付款——这实际上破坏了此次拍卖。他被奉为爱国英雄。

在围绕被盗古文物日益高涨的法律争议浪潮中，这两尊兽首青铜像的故事尤为重要，因为它暴露了始终贯穿于中西方关系中的历史分歧，这种分歧随时可能爆发。 圆明园是由乾隆皇帝于 18 世纪中叶修建的，是一个巨大的休养胜地，坐落着大量迷人的花园、湖泊和亭台楼阁。里面建有 240 座桥，连接着不同的水池。圆明园被毁可能是中国人最大的痛处，被称作“百年国耻”。当时英国、法国和其它殖民国家利用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占领了中国部分地区，并借助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鸦片贸易。在圆明园遗址，曾有一座让中国人记住往日耻辱的纪念碑；但也许是由于奥运会的缘故，这座纪念碑去年已不复存在。

尽管对外信心十足，但现代中国也有其脆弱的另一面，有些会利用这些事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去年的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以及 1999 年美军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都触动了那根敏感的神经。 中国共产党一直悉心守护着这些历史记忆。实际上，近几年媒体审查方面最严格的就是对于历史的控制。 2006 年，《冰点》（ Freezing Point ）周刊发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一篇评论。他在文中辩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扭曲了有关火烧圆明园以及殖民主义对中国犯下的其他罪行的历史。该杂志被暂时停刊，其主编也被免职。因此，当中国官员开始讨论“国耻”时，有时暗示着你最好别再提这件事。在失业率不断飙升和西藏动荡开始再度冒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于一波民族主义怒潮并不反感。 许多中国人怀疑中国历史被利用和滥用的说法，他们指出，只是在 20 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才真正开始宣扬对于殖民罪恶的叙述。说得婉转些，中国最近在历史保护方面的记录很差。圆明园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吗？建筑师艾未未上周表示：“对我们的遗产破坏最大的正是我们自己。”

而且，与这两尊鼠首和兔首铜像相比，中国文明还有更好的代表者。这两尊铜像是圆明园一座喷泉的一部分，它是由一位法国人建造的。作家贾斯珀·贝克（ Jasper Becker ）表示，这里确实是“鼓舞人心的文化交流的象征”。他曾目睹共青团的孩子们在圆明园废墟上宣誓效忠于共产党。圆明园部分建筑由意大利耶稣会会员设计，他们写给家人的那些关于这些北京奇迹的信，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艺术品的热情。

然而，尽管一些愤怒是人为安排的，但我们无法轻易摆脱。圆明园仍能让我们清楚地记起殖民冲动的傲慢无礼。我这一代的英国人几乎一致认为，大英帝国犯下了大错，但我们却以这种简单的认错为由，不去反思那些与之相伴的肮脏交易。我们翻过了这段历史，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伊拉克的溃败再次教育了我们：即便我们认为自己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就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但枪口另一端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埃尔金是他那个年代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他在印度山城达兰萨拉去世，达赖喇嘛（ Dalai Lama ）现在就居住在那里。为埃尔金辩护的人表示，他是想惩罚那位中国皇帝——他绑架了埃尔金的助手——而不是中国人民。但他判断错了。即便在当时，一些外国人也懂得他的这一决定是对中国的粗暴侮辱。“当初在帕特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就在一年后，维克托 · 雨果（ Victor Hugo ）写道，“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