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会鹏_文 | 载《思想者》2009年第2期

不久，中国大学生的毕业返乡潮流又要上演。我不怀疑，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伦人主义”将会以各种形式演绎下去。

    凝聚中国人的不是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而是亲属集团的力量。中国文明是我们人类将亲属集团经验的演绎到极致而建立起来的文明。中国人的“回家”已成为某种带有宗教意味的仪式，人们心中的“圣地”就是“家”，“回家”简直就是中国人的“朝圣”活动。

      在这和平的年代，如果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像对待战争一样对待，那恐怕就是每年的“集体回家”；在物质生活已大大富足的今日中国，如果还有什么事可以作为这个国家苦难的标签，恐怕也是“集体回家”。过年要回家、大学毕业要回家、节假日要回家⋯⋯无论何种缘由的“回家”想必都要经历几“苦”：购票之苦，2009年杭州火车站售票大厅外，一位老伯因通宵达旦排队买票而猝死；挤车之苦，2008年女大学生冷静就是被挤下站台，死于尚未停稳的火车车轮之下的；乘坐之苦，看那黑压压的编织袋，砖墙一样的人群，难闻的气味，说“集体回家”的车厢是一片盛产苦难的沃土亦不为过。有人抱怨说这是铁路部门的垄断造成的，有人责问政府为什么不修更多的铁路？也有的人说，那些民工们在城里安了家，问题就会解决。这些批评和建议可能都有道理，但因为我常将中国的“集体回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俗移民”现象作对比，想的是问题的另一面。

      几乎是在中国人急切返乡过年的前后，有大批穆斯林走出家门，聚集在沙特的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伊斯兰历最后一月的第8至第12天）。每到这时，沙特政府都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持朝圣秩序和安全。也几乎与中国的春节同一个时期，有大批印度教徒到印度教圣地阿默哈巴德（位于恒河与朱木拿河的交汇处）去沐浴。特别是每6年一次的沐浴活动，来此地的沐浴者更是达几千万。每到这时，路上、河边、庙里，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帐篷延绵几十公里。尽管印度政府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还是常发生拥挤践踏事件。但无论是穆斯林的朝圣还是印度教徒的沐浴活动，都没有中国人的“回家”规模那么大，人潮那么壮观。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移动的方向恰与他们相反，不是从家向外，而由外向家走。那些外出打拼、挣钱、学习的人，无论多么遥远，也不管挣没挣到钱，学业是否完成，要在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回家与家人团聚。而这种定期的“集体回家”潮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民俗移民”现象。

      中国人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因而就没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那样的朝圣活动。中国人没有什么宗教节日，两个重大节日——春节和中秋节都是家人团圆的日子。在他们的生活中，亲属集团十分重要，没有神明的位置，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比神明来得重要。凝聚中国人的不是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而是亲属集团的力量。中国文明是我们人类将亲属集团的经验演绎到极致而建立起来的文明。中国人的“回家”已成为某种带有宗教意味的仪式，人们心中的“圣地”就是“家”，“回家”简直就是中国人的“朝圣”活动。 中国人的“家”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概念，对“家”的感情有时候包括故土乡情的感情，形成中国人浓重的“叶落归根”情结。清末来华的美国人Chester Holcombe曾这样描述说，中国人与家庭的联系很强，他们离家只是因为要处理公事或者私事。离家之后，无论是在异国，还是在他乡，他总认为这是一种流放，多少都会思乡。那些客死他乡的人几乎都做出了同样的安排。他们要人把遗体运回故乡，埋在他们祖先的身旁。他说中国人这种对家的眷恋逐渐发展为一种宗教，一种无论生死的最后回归。当然，今日中国与Chester Holcombe描写的旧中国已大不相同，今日大批农民工外出打工不再认为是一种流放，但归家的情结仍深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 

   
      看赵本山主演的电影《叶落归根》，为那个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把死去的工友尸体送回家的主人公所感动。据说电影是根据一个新闻事件改编的，可见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事。电影中的主人公实在是以宗教般的态度对待“回家”的。 如果电影反映的只是个别极端的情况，那么，从“集体回家”那拥挤的人流中，从人们对“一票难求”的抱怨声中，也能读到这种态度。一个热衷于“回家”的民族，其行为必是内敛的，是守常、知足、中庸、留恋故土、亲情主义、和平主义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向外征服和扩张。这种性格的中国人注定成不了殖民者，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海外殖民地，也从来没有积极向外传教、输出意识形态以改变他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中国人也不大容易产生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那些认为中国强盛后会威胁世界、不相信中国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的人，就研究一下中国的“集体回家”吧，世界不应当惧怕一个如此热衷于“回家”的民族。

   
      最近我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是“个人主义”的吗？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不是“个体之人”，而是一个关系体，他在一个关系密切者群体中界定自我；是“集体主义”吗？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并不是对任何“集体”都能做到献身、无我，他在许多集体中又表现得非常自我。 “个人”与“集体”这一对范畴无法正确表述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因为这一对范畴一个预设前提是，“个人”与“集体”是二元对立的，前者是后者的对立物。我认为中国人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我所称的“伦人主义”。“伦人主义”强调的既不是个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而是一种基于亲属集团的人伦关系体（“伦”的含义）。对此种状态下的个体来说，由近亲成员构成的群体，关系密切并且至高无上，构成我们“生命包”的最重要内容。由于这样的群体成员稳定而恒久，个体能获得高度安全感，故中国人具有一个更稳定、更具向心力的“心理—社会均衡”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结构。中国文化巨大的凝聚性和高度的复原能力，即源于这种建立在亲属集团凝聚力之上的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从人类文明史上看，在一个如此大的地域内、凝聚如此多的人口、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并至今仍显示出强大凝聚性的文明体，只有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伦、强调家庭伦理、强调亲情，两千多年以来儒家的传统（它是伦人主义的系统表达）一直把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核心以及和谐社会的基础。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强调亲属关系之上的高度发达的文明。

        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这种独特经验，因为它对人类可能是有用的。家庭是人类的摇篮，也是个体最后和最可靠的港湾。目前人类还找不到一个比家庭更好的能全面保护个体的集团形式。再好的心理治疗，再好的社会福利机构，再发达的社会救助机制，都赶不上“家”的作用，一个人不管有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名声，都替代不了家中的亲情作用。现代社会越来越个人化，婚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家”想散就散，家庭越来越像旅馆，亲情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到手。今天许多根本的社会问题，诸如性乱、家庭解体、暴力与犯罪、吸毒与酗酒、抑郁症等精神疾患，许多都与家庭问题相联系。事实已充分证明，家庭解体情况愈严重的地方青年人问题与社会问题也愈严重；反之，家庭愈稳固的地方社会问题就愈少。 “家和万事兴”这个思路很好，它不仅能使我们个人和民族不失安身立命之所，可能还有利于解决当今世界许多棘手问题，引领世界向善。

  
        当然，中国人“伦人主义”的缺点也很明显，例如人容易只关心自己的小家而不关心社会，家庭与朋友组成了一座有围墙的城堡，城内是相互帮助，对城外的世界则采取冷漠无情和对抗的态度，以及滋生“裙带关系”、“关系主义”等弊端。但克服这些缺点不是靠提倡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削弱家庭的作用，而是需要靠提倡公民意识、法制意识，使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形成一种我称作的“新伦人主义”。不久，中国大学生的毕业返乡潮流又要上演。我不怀疑，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伦人主义”将会以各种形式演绎下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太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