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文 | 载《思想者》2009年第2期

说不定它还静静地躺在故宫的某个库房里。根据“组装说明”，它应该是“十六只红油白木大箱”、“白铅地图长箱二只”，以及装盛册页的“红木方匣一具”另配“高凳四只”⋯⋯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这一年发生的短命的“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1840年以后中国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围绕“开放”或是“被动开放”进行的。因此，“戊戌变法”那100天里发生的事情被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研究了100年。近读茅海建先生《戊戌变法史事考》，发现一则有趣的轶事，这一年的六月初，皇上要看地图了！茅先生说：“光绪帝在力图增加其外部知识时，也感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之一便是没有合适的世界地图。此时的清皇帝尚无随时查用的世界地图，这一令人吃惊的现象正说明了当时正常状况。”此前的4月28日，光绪刚召见了康有为、张元济、授康、张为总理衙门章京；五月十五日，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授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5月22日，命各省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6月1日，批准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新章。显然，变法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这个时候，皇上要是没有一部精确的世界地图，怕是不太合适。此前，皇宫里有康熙、乾隆年间测制的反映当时水准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这图的铜板前些年在沈阳故宫发现了，它当然是珍贵文物，不过即使以1898年的皇上的需求看，它对地理信息的表达也远不够精确，何况从康熙到光绪100多年里物是人非的国家变迁呢。所以，皇上要看新的世界地图。这个事交给了上海道蔡钧。总理衙门给他的指示是：“地图裱作挂屏，仰看不便，宜做屏风式，制木架一座，上用小圆木轴横置于架旁，用辘轳转折。将地图裱成整幅，天头宽裱四尺，附粘木轴，以便卷舒伸缩随意展现，图背裱面绉，图面薄抹明油一遍，取其耐久。天头宽无须仰看，地脚则衬裱数寸便合。此数架式各国外部公事房内常用，沪上不难仿制。”这么细致的需求说明和产品制作设计只能来自皇上自己，茅海建先生由此推论“光绪皇帝需要的是可以随时查看，比较详细的世界地图。”

        这里面我看出了一个细节是关于地图比例尺的。总理衙门说的“天头宽裱四尺”，是针对蔡钧前日的来电，里面说“图片每幅长一尺，阔尺二三寸”，“裱作册页，或连缀裱作手卷、挂幅均可。应用何式装潢，统乞示。”“长一尺，阔尺二三寸”的横式近方形的图式规矩清末多见，我手里也有一些；皇上想象的“天头宽裱四尺”，大概是想以三幅横连裱作一图，这样大约一人展臂宽140厘米左右的世界地图，确乎“各国外部公事房内常用”。不过这样一幅世界地图，比例尺肯定得在1000万分之一以上，要想把地理信息表达得很精确是不大可能的。以后的情形有了一些变化，那幅地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蔡钧6月13日来电：“现出之图，按纵线分十束，如裱册页，仍按纵线，连缀成折式，背托耿绢，分束绫套，翻阅便且免散佚。惟裱整幅，连天地头，长丈五六尺，阔丈二三尺，幅面较大，难于裱糊，且背面用绸托，亦嫌接缝过多。可否按纵线分作十长幅，或并作五长幅，分数架，或一架；抑仍裱幅统一。及架应统高若干座脚高若干。乞酌定式。”看来一定是总理衙门要求裱整幅，这样，以全图的比例尺，就会出来一幅大约高5米、宽4米的巨图！跟王府井广告牌子一样大的这么个世界地图，比例尺差不多该100万分之一了。上海道台为皇上想，出了个分幅连挂的主意。看来蔡钧的“活儿”很细，有这样人办事，不是皇上的我也看着舒坦。

        最后这东西还是按原来的整幅要求作的。蔡钧7月16日又来电称：“地图已裱就”，“据委员称，图身高一丈三尺余，欲整幅张挂，架连底须高丈五六尺。看时虽将天头四尺放下，而图身仍高丈余。上年之图，目力不及，且恐线出图幅长短不定，架难一律。可否将度酌中，定以高九尺或一丈为度。俾天头放下四尺，图可平视，不必仰视，既有簧轴，舒卷仍可烛见全幅。”初看“将度酌中”时我吓了一跳，以为要专为皇上缩改地图的比例尺呢；再仔细琢磨“线出图幅长短不定，架难一律”和后面组装说明有“第七图轴、第八横木”云云，知道还是组装整幅，不过是替皇上的“目力”着想，看的时候可以用卷轴放下四尺，这就不用去麻烦地图的印制商了。从存世的清末地图看，19世纪末中国已有大量翻译的比较精确的地图，至少在武昌和上海都有译印地图的专门机构。不过这批世界地图都是分幅的，印象中各种收藏里确乎没有大比例尺的世界地图，沈阳故宫里的那幅大一些也是《皇舆全览》的。1898年6月初七，蔡钧访购地图时获知“现只初次印成94幅，尚有300幅。须会明年续出。”直到第二年4月把这94幅装裱寄送北京时，后面那300幅还没出来。“据地图公会中人云，未经译就，印峻尚须时日”。

  
        我看得出来，“长丈五六尺，阔丈二三尺”的巨幅地图，大约正是“长一尺，阔尺二三寸”的“纵十束”横十幅的连缀装裱；我有些不大明白的是，去掉四角的4幅应该是96幅，还有两幅跑哪去了？还有，既然这94幅已经可以装裱成整图，后面那300幅又是什么内容？蔡钧禀报中的“委员”，也就是这幅巨大世界地图的木架制作者是上海的“陈长福西式木器号”，地图制作是“译印局”，另有一禀中说到了“地图公会”，但是说的是一个事。这就是说，这个“译印局”和“地图公会”很可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官民兼顾的机构，“译印局”则“官”；“地图公会”为“民”，而梁启超领衔的那个“译书局”不知道和“译印局”又是一个什么人马和牌子的关系？我不明白要以后在读书中留意的，这回知道了在1899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年，有一巨幅的世界地图从上海寄送到北京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蔡钧禀总理衙门：“委伊县丞立勋带同匠人一名，领运前项图架由沪趁搭轮船赴津，再行登陆进京交收”。“二次图成后，径交招商局轮船运津，交津海关顺便寄京。”“其第三批图幅告成寄京时，毋庸再配木架。”不管后面的二三批是不是送到北京，这第一幅大图肯定是送来了。只是，这时候的光绪已经被软禁，“变法”在牺牲了谭嗣同等几颗人头以后无疾而终。对于失去权力的皇上，这座制作精良、耗银1600两巨幅世界地图，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

   
        我琢磨着，只要当年这幅图确实运到了北京，而且百年来没被损毁，说不定它还静静地躺在故宫的某个库房里。跟据“组装说明”，它应该是“十六只红油白木大箱”、“白铅地图长箱二只”，以及装盛册页的“红木方匣一具”另配“高凳四只”⋯⋯

（本文发表在作者博客“地图的发现c”）

戊戌变法

         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17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103天的维新。

  
        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