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聿峰_文 | 载《思想者》2009年第2期

不是我不能变，是我不想变，不是我不想变，你别逼我变，如果我要变，我比你更能变。湖南人愿意做自己意志的主人，用尊严支撑生活，哪怕这尊严空虚甚至可笑，他们还坚持。

        湖南人从来不是天生的演讲者，因为湘方言听起来是那么古里古怪，学起来又是那么诘屈聱牙。所以，你不难想象，当年毛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面对他求知若渴的眼神，那些名学者大教授为什么对他眉头紧蹙，几乎要逃之夭夭。非主席长得不帅也，实主席之湘潭乡下口音太浓也。湖南沅陵县有位老先生，在北大英语系当教授，虽鬓毛已衰，但乡音未改，平日学生用英语跟老先生交流！盖老先生之湘方言实难卒听。因此，有时候还有些替毛主席庆幸——毛委员之所以能成为毛主席，革命能从湖南搞遍全国，并不是润之先生的国语说得越来越好，而是他最重要的听众大部分就是湖南人。既然“讷于言”，只好“敏于行”，演讲家当不成，当实干家好了。

       88年前，陈独秀写过一篇湖南人都爱看的文章，叫《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写道：“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这些坚忍的先生、书生、军人，也是湖南“敏于行”的代表。据说日本人对湖南人感兴趣，他们说湖南人身上有一种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特质，并从血型理论中寻找根据，结论是湖南人和日本人是相似的血型结构，都是以A型血为主。他们说，根据研究结果，湖南人A型血的比例非常高，是中国各省人中A型血比例最高的。日本人为什么对湖南人感兴趣？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打了22次大会战，其中就有6场大会战发生在湖南，其中包括三次长沙会战、一次常德会战、一次长衡会战和一次湘西会战。日军在湖南吃了亏。在华北战场不可一世的冈村宁次进攻长沙失败，丢掉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继任的阿南惟畿中将是日本天皇的宠儿，在湖湘也是损兵折将，大吃苦头。湖南境内组织的6次会战，拖住并消耗了在华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湘西小城芷江为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

       芷江洽降顺利结束。“七七事变”祸首之一的今井武夫说：“打湖南比打中国的任何一个省吃力。”这话好像在夸湖南人呢，奶奶的，但听起来是那么的不舒服，鄙人在想，日本鬼子也好，英法联军也罢，如果你不是从东北策动，从塘沽进攻，而是自南方来，战局怕是别样情形了。想想，侵略者何时在中国的南方占过任何便宜？湖南人A型血的多不多我没考察过，A型血具有什么特点我百度了一下：Ａ型人好胜心强。这一点Ａ型人和Ｏ型人有所不同，Ｏ型人为了获取某事的成功或胜利，他可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以求达到目的，但一旦发现无法获得成功或胜利时，他会毅然放弃努力，去另谋出路。但Ａ型人却明知取胜无望也仍然继续坚持下去，决不肯中途放弃。Ａ型人将经受住痛苦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功，看作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Ｏ型人在受到意外的重大打击时有产生近乎精神崩溃的倾向，Ａ型人则不然。虽然Ａ型人对难以预料的变化和对未来具有悲观、不安的倾向，但当现实的打击一旦真正来临时，Ａ型人往往又能从不安的情绪中猛然奋起，变得较为冷静，精神也随之昂扬起来，从而使Ａ型人博得“逆境中的强者”称号。不少Ａ型血的运动员平时虽有怯场情况发生。但在重大比赛中却能变得较为冷静，取得较好的成绩，这正是Ａ型人遇强不弱的反应。一个叫利希霍芬的德国人看到了战争年代的湖南人，因此他说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士兵之乡。事实上，湖南人并非叫鸡公似的，天天喊冲人人喊打。和平生息的年代，湖南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平民，种点地，读点书，沉默少言。说大一点，在时局艰危的时候，这些唯耕与读的湖南百姓才会突然血脉贲张，挺身而出；说小一点，只有在自家的耕地被乡政府盖了楼，或者是房子被市政府拆了迁，没有补偿或补偿极少，几乎没得吃没得住，上访都没用时，他们或许才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狠话。“湖南人都是乡下人”，这是湖南人沈从文说的，真是一点不错。乡下人性格如何？先“吃得苦”，再“耐得烦”，搞得没办法了，就“霸得蛮”。这和A型血性格是吻合的。

       所以“敢为天下先”形容湖南人是不恰当的，这个荣誉属于广东人。洪秀全在广西起事，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领衔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都是领风气之先的。实际上湖南人更长于后发制人，但更具持久性。大家奇怪，《诗经》十五国风里没有楚风，因为《诗经》成书时，楚国地处蛮荒，相对中原诸侯，齐鲁之邦，完全是政治文化上的蕞尔小国，故名不见经传。然孔子删诗不久，楚国悄然崛起，并大会诸侯，问鼎中原，见列春秋五霸。或许“敢为天下后”更是一种成熟而执著的力量，善后者，能居上。就说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死在了屡败屡战的湘人曾国藩手里，孙中山搞革命，若无黄兴（克强）宋教仁一大批湖南中坚，孙中山也就只是个“孙大炮”，停留在喊口号或小搞阶段而已，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两昆仑”跑了，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拔起手仞，高唱入云”“，一曲用热血谱洒的慷慨悲歌，惊天泣神，像浏阳花炮，照亮沉闷窒息的历史天空，虽短暂，但绚烂，其纯洁壮美，光照来者，辉映古人。一本《湖南省要览》的书，总结了湖南人的性格：“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笃于崇拜祖先，迷信思想深，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湖南人爱搞政治是出了名的，“宁可千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湖南人的面子观念里，权可比钱大得多。因此追逐位子的欲望比搞钱要强烈。搞政治说白了就是搞人，毛主席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湖南人在贯彻落实这句最高指示上面可谓不打折扣，真是下足工夫，湖南人的那点“坚忍”算是用上了。自己人都搞得你死我活，无论外人！可以说，那一大把算得上人才的湖南人，把80％的智力和体力都用在搞人而不是做事上，自然，湖南的经济徘徊不前，政治寡头屹立不倒，外来和尚被排挤架空，地方实力派盘根错节。听起来很吓人是吧，其实也没什么，全国各地差不多，只是不若湖南的程度深。

      湖南的干部若有机会到外省去，那早已练就的一身辗转腾挪的本领，可是游刃有余了。湖南人差不多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凡是取得大成功的湖南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在湖南本土获得成功，个中原委，看官心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有一篇论文《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运用大量方志中的资料，对湖南近代数十个大姓如向、舒、田、彭、杨等之来历逐一分析，证以古今望族、蛮酋姓氏之因缘变迁，发现这些个所谓的汉族大姓都是出自汉代之后就见于记载的少数民族。他同时代的另一论文《湖南人由来考》，考证出湖南人来自天下，而“什九”（十分之九）来自江浙皖闽赣。因此，他认为“自清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天下无出其右”的重要原因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本省人与外省人融合，杂交优势也。这个很有趣味，不禁想起湖南人袁隆平。
谭其骧先生的论证也为湖南人整体性格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社会学上的考证和解读，其中亦可窥见潘光旦先生优生学理论的借鉴，顺便跟血缘血统甚至血型关联起来。

      从血型分析性格，从性格判断血型，湖南人A型血比例真的很高吗？有心人不妨做一考察，那一定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情。不过，鄙人在想，透过历史和现象，我们也不妨大胆假设，即使湖南人A型血比例不是很高，但拥有A型血性格的比例一定很高。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湖南人的脚步，一直表现出一种矛盾的轨迹。上古的湖南，远离中土，不服王化而称蛮。他们崇拜祖先，拥有自己的图腾，内心充塞敬畏，血管里流淌叛逆。因为战争，或者生存，外人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悄然侵蚀着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是我不能变，是我不想变，不是我不想变，你别逼我变，如果我要变，我比你更能变。蔡元培先生说“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愿意做自己意志的主人，用尊严支撑生活，哪怕这尊严空虚甚至可笑，他们还坚持。